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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官员财产公示须制度先行、顶层设计

来源:时间:2012-12-06热度:0

专家称官员财产公示须制度先行、顶层设计

  

 

       中纪委会议释放反腐新思路 或出台新举措

    马怀德说,“我参加中央纪委的专家学者座谈会,感受到比较强烈信号就是,中央这次对十八大以后反腐倡廉有一些新的思路,要出台一些新的举措。”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马怀德是与会的八名专家之一,他指出,应在法治的轨道上反腐,按照法治的要求,法治的规律建立一个长效机制,这样才能够从根本意义上来遏制住腐败高发易发的现象。

    马怀德说,座谈会传递出的信号就是反腐倡廉,本身形势是严峻、长期、复杂的,那么在反腐倡廉措施上,一定要在坚持原有反腐倡廉制度和查处大案要案力度上要有一些新的做法。

    “腐败就像一个集体上的癌细胞,这个癌细胞如果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并且清除的话,那它会整个影响到肌体的健康,甚至像十八大报告讲的一样,会导致亡党亡国。所以王岐山同志讲,腐败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马怀德说,这些认识都是对现在腐败形势的一个清醒认识,同时也是对未来反腐倡廉举措下一步布局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未来的反腐倡廉工作,是要建立在这样一个清醒认识基础上再出重拳,当然这个出重拳的过程,既要注重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又要注重落实相关制度,使得反腐倡廉制度能够有效实行下去,达到真正建设廉洁政治的目的。

    “对腐败的多发易发高发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有共识,有个专家举例子说克扣中小学生的午餐费,这个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问题,实际上也折射出了腐败的问题,如果没有人腐败的话,就没有要克扣中小学生午餐费的问题,所以大家对腐败现象多发是有清醒地认识。”马怀德指出。

    马怀德称,我们党培养一个高级干部很不容易,一些干部毁于腐败,对党的杀伤力很深,对党的事业影响也很大,所以有专家提出来,我们如果看到前面有一个坑有人掉下去了,你不是把这个坑填起来,也不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那这个成本就太高了,对全党的影响太大,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制度建设,体制机制的革新,所以十八大报告里讲到的,我们党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现在的反腐败工作,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个思路下进行的。

    马怀德指出,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反腐败,说明人们更加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国家政治建设中来,特别是这几年网络反腐,各类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意识到反腐单靠纪检监察机关是不行的,是要靠全社会共同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马怀德称,此外,还要注重制度,多个专家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愿,就希望把反腐纳入法治的轨道,注重制度建设,靠立法,靠司法,靠制度来推动反腐倡廉工作,而不是说搞运动式的,搞风暴式的反腐,应该在法治的轨道上依法反腐,按照法治的要求,法治的规律建立一个长效机制,这样才能够从根本意义上来遏制住腐败高发易发的现象。

   惩防腐败体系需注重顶层设计和社会参与

    马怀德表示,中国惩防腐败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需注重顶层设计,调动社会力量,重视信息技术现代科技。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马怀德是与会的八名专家之一。

    今年是中国惩防腐败体系收官之年,按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工作目标,到这一年要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比较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基本形成。

    在谈到惩防腐败体系下一个五年规划的设计思路时,马怀德指出应从顶层设计,社会参与和信息技术现代科技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马怀德说,第一个考虑顶层设计,制定反腐,建立相应的制度来注重顶层设计,搭建一个有效反腐的体制机制和平台,制度基础。

    在调动社会的力量参与方面,马怀德称,十八大报告讲到了公众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在下一个五年,有没有可能更多的吸收社会公众,社会力量加入到反腐的队伍行业中,让他们当一个社会义务的监督员,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我们不是纪检检查机构请几个人做监督员,而是让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去监督,让他们去行使他的权利,有机会让他能够第一时间,有效去揭露和反映相关的贪腐案件,社会上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关键是看能不能有效去利用这个力量,加入到反腐的进程中。”马怀德说。

    马怀德称,第二个方面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现代科技,特别是网络媒体、新兴媒体的技术反腐,公众要反腐,社会要反腐,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用技术的方式,用新媒体参与的方式,来推进反腐的进程。

    “网络反腐已经小试牛刀,初显它的功效,只要方法得当、思路清晰,而且得到纪检检察机关的支持认可,能够严格的把握好尺度的话,我相信会发挥更好的作用。”马怀德表示。

    建立权威网络举报平台保护网络反腐举报人

    针对网络反腐问题,马怀德指出,网络反腐效率比较高,但也往往会在揭露一些事件真相的同时,损害一些无辜人的利益,所以,司法要有效监督,举报人应该有自律。马怀德还建议,应该建立一个比较权威的网络举报和揭露平台,建立证人保护制来保障举报人权利。

    马怀德认为,网络反腐已蔚然成风,有时甚至成了反腐的主渠道,其反腐的效率比较高,基本上揭发一个就能查处一个,披露一个就能处理一件。但网络反腐也有天然的制约、自身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网络反腐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反腐,例如实名举报,举报人要对自己的举报负责任,但有一些腐败案件检举的对象大权在握,知情人又不敢轻易得罪和披露,所以只能通过其他方式,随着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像微博、博客这些网络就成了反腐的新渠道。

    马怀德指出,网络反腐往往会在揭露一些事件真相的同时,也可能损害一些无辜人的利益。“前一段时间雷政富事件就是一个案例,对无辜人的伤害是要尽力避免的,怎么能够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揭露人要对自己所揭露的言论、信息负责任。”马怀德说:“如果说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可以任意去网络上散布信息的话,那免不了就有很多造谣重伤的,侮辱诽谤的事情发生。”

    所以,马怀德建议,一方面司法要有效监督,避免发生问题,一旦发生了要追究责任。另一方面,举报人应该有自律,举报人可以去爆料、监督贪官,但是不要侮辱诽谤,实施犯罪行为,否则会影响整个监督制度,网络反腐本身的信息会打折扣。所以他认为,要想将网络反腐坚持下去并发挥更大作用,所有参与者应该严格自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真相,忠于事实的原则,使贪官能够得到惩处。

    对于网络反腐如何保证举报人权利的问题,马怀德指出,应该有一个比较宽松、畅通的网络举报和揭露平台,而这个平台是要通过接受举报,发布相关信息,使得这个信息能够调动起更多人参与的热情,尽快查清事实的真相,揭露有关的贪污腐败现象。所以这个信息的平台必须要有权威,就像全国最高检察院的举报中心一样,大家信任这个平台,能够把有效的信息传递上去,并且通过这个来扩散。

    马怀德进一步强调,要想保护好举报人,特别是防止遭被举报人打击报复,甚至更恶劣的手段,还要建立证人保护制了,一旦成为证人和举报人,应该有相应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当举报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应该建立这种保护措施,减少这种打击报复现象的发生。

    官员财产公示须制度先行、顶层设计

    在谈到官员财产公示时,马怀德指出,这是一个关系到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制度,仅靠一个地方、个别单位的探索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制度先行、进行顶层设计。

    马怀德认为,推进政务公开,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应该推进领导干部的财产收入公开。“因为领导干部的重大事项的报告制度建立很多年了,但是并没有公开,只有组织掌握,而且组织也未必有时间有条件去核查,没有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马怀德指出,官员收入财产申报并且公开的制度,是一个关系到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的制度,如果仅从基层做起,没有制度的支撑,没有顶层设计的保,这些制度生命力都很难持久。

    “因为从财产申报,特别是公开的角度来看的,它关系到公务员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高度的关注度。”马怀德说,中国有700多万公务员,如果公务员财产都要公开申报,仅靠一个地方、个别单位的探索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制度先行,进行顶层设计,明确规定官员有义务要申报、公开,要明确规定如果不申报、申报不实,或者不公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推进这项制度。

    马怀德强调,官员财产公示关键是要立法,要把领导干部的财产收入申报的公开事项列入到公开的范围之内,从立法的角度去保障和推动重要的监督制度,而且对于虚假申报、拒不公开的问题都要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的条款,这样可能更有利于长远的去设计和运行这项制度。

    马怀德表示,从西方有些国家推行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法律来推进这项工作的。“通常情况下要先立法,在法律的条文中明确要求财产收入要申报,而且要公开。”马怀德说,“我想道理不难明白,关键是我们的做法过于碎片化,层级过低影响了制度的生命力。”

    至于制度建立之后,是否导致社会不稳定、伤害广大公务员、领导干部的声誉感情以及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担忧和顾虑,马怀德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我打个简单的比方,大家知要申请低保,最低生活保障,前提条件就是家庭财产要公开公示,让邻里知道你的家庭确实收入很低。”马怀德说,“既然低保家庭财产收入可以公示,那么为什么我们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就不能公示了呢?而且尤其是对那些新提拔、新上岗的领导干部更要公示,因为你要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你连这种自信和自律意识都没有的话,怎么来为老百姓服务,怎么忠诚党的事业。”

    马怀德进一步指出,未来反腐的顶层设计制度应该大力推进,而且应该从立法的角度,寻找突破口。马怀德建议,制定一个政务公开法,因为政务公开法与过去传统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同,信息公开条例是2008年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但其效率等级要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等级,它只适用于党政机关,所以要制定一部政务公开法。

    马怀德指出,“如何有效的监督干部的个人收入,财产情况,必须通过这种公开来解决。当然我们国家要推行这个公开制度的话,肯定还存在很多阻力,还有很多客观条件,客观原因,影响这个制度迅速的建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很多条件上面短时间内没有提供充分的有效的环境和条件。所以也要认真研究,逐步推进,我想最终这是一个大势所趋。”

    未来反腐不能仅依赖偶然事件 要健全制度'

     二奶翻脸,家中失窃,日记丢失……谈及近年来反腐出现的一些新动向,马怀德表示,未来反腐不能仅仅依赖于这些偶然事件去披露、查处腐败案件,而是要靠比较健全的日常制度。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马怀德是与会的八名专家之一,他指出,应在法治的轨道上反腐,按照法治的要求,法治的规律建立一个长效机制,这样才能够从根本意义上来遏制住腐败高发易发的现象。

    大家有这样一个疑问,国家发布了很多廉洁从政的准则要求,以及具体的办法和制度,那么腐败为什么还屡屡发生?对此,马怀德指出,这有赖制度有效实施。

    “我不认为我们现在缺乏廉政准则,以及廉洁从政相关的政策制度和要求,关键是怎么来有效的保证实施,这恐怕也是十八大以后我们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他说。

    马怀德认为,揭露和惩处贪污腐败案件,既要有顶层设计,又需要能有效保障制度实施的一些机制和举措。另外,还要调动社会公众和媒体等力量参与监督。

    “好在这几年,我们的制度不断完备,制度的实施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尤其是社会公众和媒体发挥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强大。”他表示。

    “诱惑很多,陷阱很多,问题也很多,关键是每个人从内心要有这种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内心要有道德底线,要抵制得住这些诱惑,因为只有这样外在的制度才会变得可有可无。”他认为,反腐还应靠道德理想信念和日常教育。

    他认为,现在关键是外在有太多的制度,但是一些干部缺乏强大坚定的信念,存有侥幸心理。所以,反腐工作还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法律约束。

    八项规定”体现国家公权力主体正确定位

    在谈到12月4号中央政治局通过八项规定以改进工作作风时,他指出,这不仅仅意味着工作作风的改进,更多是要体现共产党的本色,体现国家公权力主体的正确定位。

    马怀德指出,真正的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就要从老百姓的角度着想,如果替老百姓想得多,紧密地联系群众,那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花架子,可能迎合了上级的青睐,但损害了老百姓朴素的感情,割裂了跟老百姓的鱼水关系。所以中央提出具体的要求,这不仅仅是意味着是工作作风的改进,更多的实际上要体现共产党的本色,体现国家公权力主体的正确定位。

    马怀德认为,新的中央领导强调为民、务实、清廉是要用实际行动来体现的,所以中央政治局开会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一方面要改变工作作风,另外一方面,要防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特别强调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领导做起,这些要求体现了十八大要求的务实、为民、廉洁具体的举措。马怀德认为其对推动下一步的工作,尤其是改进各级领导的工作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切实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服务于老百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怀德强调,中央的要求之所以非常具体化,关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上级要做表率,中央文件里强调的,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第二,要有监督检查的措施,每年汇报一次,每年总结、考核。从这个角度能够保证严格落实这些要求和制度,同时要允许公众加大力度监督,要让老百姓对照这些要求和制度去监督各级政府。“只有结合起来了,既有要求,又有监督检查的措施,又有老百姓和舆论媒体的监督,我想最终实现党中央的要求并不困难。” 马怀德说。

析“小官大贪”现象 称权力监督不能存盲区

    在谈到近年来出现的“小官大腐败”现象时,马怀德指出,权力的监督不能有盲区和空白,任何权力,任何环节,任何领域,任何层级的权力都应该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近年来,一个个“高官落马”见证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而“小官大贪”案例不断涌出,也让人们意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媒体统计,近10年内出现在媒体视野中的涉案金额上千万元的贪污腐败案中,科级和科级以下的官员至少有17个,其中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

    “小官大腐败,小官大贪他的问题出在哪里,还是权力制约的问题,任何人有权力,都有可能腐败,尤其是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败。如何减少绝对的权力,关键要从制度入手,要从法治入手来解决,对再小的官员的权力,都要有效的监督机制。”

    马怀德说,不能因为权力小,官员的职级低,就放松了对他们的监督。所以权力的监督不能有盲区和空白,任何权力,任何环节,任何领域,任何层级的权力都应该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只有布下天罗地网,让每个权力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都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才能够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马怀德表示,“小官大贪”现象的出现,在于对小官的权力缺少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的手段,缺少有效监督制约的制度,使得这些小权大用了,自然就会有大的腐败。

    根治“裸官”腐败需源头治腐、制度先行

    “既然要做官,那么你就要付出你的成本和代价,就要受到限制。”马怀德表示,对于“裸官”贪腐,要从源头治腐,要从制度先行,要让很多官员没有必要去做“裸官”,也没有所谓的“裸官”的一些想法。

    近日,广东省印发《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其中提到“裸官”不能提任市县乡党政正职、重要单位正职。一时间,“裸官现象”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为什么大家关注裸官,就是因为他有可能侵吞国家资产,有可能转移资产,而且是不能够查实的。他们子女家属都移居国外了,只有他一个人在国内,他随时有可能离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损害国家公共利益的嫌疑。”针对“裸官”现象,马怀德今日在做客中新网视频访谈时表示,对于“裸官”设计特别限制是必要的。

    “因为既然要做官,那么你就要付出你的成本和代价,就是要受到限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必要的措施,但这都是治标,不一定能治本的措施。”马怀德说,根本上来看,根治“裸官”腐败还是要从源头治腐,要制度先行,要让很多官员没有必要去做裸官,也没有所谓的裸官的一些想法,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遵守廉政的准则,做一个真正的为民、务实、廉洁的官员。

    马怀德说,对于裸官现在采取的一些所谓的特别措施是可以理解,但是为了减少裸官现象,减少我们所说的国有资产和公共利益的损失,要从根本制度上入手减少裸官的问题。

    赞成国企“晒三公” 严格限制国企职务消费

    在谈到三公经费相关问题时,马怀德指出,他赞成国企应该“晒三公”,此外,对国企的职务消费、领导的收入也应该有严格的限制。

    马怀德认为,“晒三公”、公布预算决算,是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推动反腐倡廉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不仅取得了很好的实效,而且也赢得了社会公众的信赖。特别是在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之后,成了信息公开的亮点。

    马怀德指出,国企应该“晒三公”,对国企的职务消费、领导的收入也应该有严格的限制。政府信息公开要求的是所有政府的信息,除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之外都要公开。但是这仅限于政府信息,对于公用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供电公司,可以参考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件来执行。“而像国有企业的性质是什么,跟公用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是什么,跟政府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需要研究的,”

    马怀德表示,国企是国有资源,使用权人在使用国有资源过程中,对国家,特别是对纳税人有让其知情的义务,公众资产、国有资产在经营生产过程中,具体状况、运转情况以及资金状况怎么样。所以,国企有“晒三公”的义务,否则就会造成不平衡,政府机构都已“晒三公”了,国企游离于这个制度之外,那会带来社会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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