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关县法院6日对备受争议的大关县官员强奸4岁幼女再审一案作出判决，以强奸罪改判该官员有期徒刑8年（据12月6日《中国新闻网》）。

　　这是一起发生在官员身上、案情并不复杂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的强奸幼女案，据大关县检察院指控，8月24日晚9时30分，被告人郭玉驰见到一名幼女（2009年出生）在路边玩耍，遂起奸淫之心，便将其抱至家中卧室实施了奸淫。案件在当地和社会舆论中造成恶劣影响，犯罪嫌疑人郭玉驰在被抓获归案后，既没有向受害家庭做出赔偿，亦没有向受害家属道歉，尽管如此，大关县法院在一审判决中，依然认定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归案后能主动供述犯罪事实”，并以此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5年，并以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经济损失情况为由，同时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法院据此判处被告人郭玉驰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4岁女童被身为国家干部且已经被组织培养多年的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强奸，所换来的代价仅仅是5年监禁，不仅受害人家属对其判决表示不服，消息经媒体报道后，更受到公众舆论的强烈质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样存在明显“不当”的“葫芦僧判决”，受害人家属申请当地检察机关对判决提出抗诉时，大关县检查机关却认为“一审判决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决定不予抗诉。在受到媒体关注后，昭通检察院以“量刑明显不当”为理由，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随后，案件被发回大关县人民法院重审。

　　我们都知道，成年人引诱或使用暴力奸淫不谙世事的幼女，在强奸罪中亦属于量刑从重范畴，依照刑法规定，行为人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犯罪情节一般的，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从重处罚。犯罪情节严重恶劣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依照今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教师等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要依法从严惩处。从本起案件的性质来看，实施强奸犯罪的被告人是大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正是意见所指依法从严惩处的对象，在稍有法律常识的普通老百姓看来，一审判决都存在量刑上的“畸轻”，大关县法院的法官何以能做出这样的“不当判决”，当地检察机关又何以人为一审判决“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而再审的判决，虽然将原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改为8年，受害者家属和代理律师也表示认可，但这样的改判依然值得商榷，罪犯虽然在原审判决中被认定“认罪态度较好”，“归案后能主动供述犯罪事实”，但这也只能作为从轻处罚的一项理由，而强奸12岁以下幼女，且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都属于“重中之重”处罚的范围，罪犯在案发之后既没有主动向受害者家属道歉亦没有积极作出赔偿，只是民事部分被中院发回重审时，经过法院调解，才不得已做出15万元的赔偿，这样的赔偿数额无论与社会现实状况还是幼女及家庭所受到的伤害无疑都是很不成比例的，而此前媒体报道也说明，受害者家属接受这样赔偿也完全是“迫不得已”。

　　另外，本案被告人是原大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同在一个县城，掌握着机构编制大权的郭玉驰不但曾是当地公、检、法等各部门炙手可热的座上宾，至少所形成的人脉关系都非受害女童家庭能及，尽管按照归属权，这一案件应该在当地侦办审理，但事实上很多地方对涉及当地官员恶劣或“敏感”的犯罪，为了“避嫌”和保司法公平公正，这样的案件大多都移交异地审理；从原审公诉和“暧昧”的判决人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哥哥审弟弟”的不公平，这次案件再次发回仍由大关法院“重审”，不仅律师认为应当在9至10年之间量刑，即使对照李某某案件来看，很多网友也认为强奸幼女的被告人应当被处以10年刑罚，改判8年依然摆脱不了“畸轻”的嫌疑，面对“地方法庭审地方官”，作为弱势的受害人一家除了苦涩接受“差不多”的判决，又何以能奢望充分的公平公正。

　　诚然，我们的法律条款本身就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更给法官量刑判决提供了各种因素原因决定是否从重或从轻的自主裁量空间，但不意味着就可以突破底线，法官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解读和案件实际情况自主裁量，但绝不意味着就可以不顾事实草率乱判，难怪大关县法院的一审判决一经媒体报道，当即就遭到舆论的广泛质疑和诟病，即使改判结果经媒体报道后，众多网友依然觉得“瑕疵”颇多，正如有部电视剧中所唱的那样，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一杆称。法官心中称的准星理应比百姓更精准，而不能更不应比百姓更模糊。